二百八十八章 敢为天下先者 (第6/8页)

选择的国策不也还是与之仿佛的“韬光养晦，有所作为”？

    更何况李中堂的变法主张乃是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在日本入侵台湾事件之后所提出，莫说是张之洞的“中体西用”论要瞠乎其后，那个自诩为“圣人”的康南海的变法主张的提出也还要晚上十余年……

    尤为可笑的是，康有为还曾声称翁同龢乃是“中国维新第一导师”，这也当真有趣，翁师傅一生行事，唯有“败事有余”四字可以形容，此獠在康有为口中竟可为“维新导师”，也当真是贻笑百年！不过考虑到翁师傅和康圣人在功名心热与寡廉鲜耻上的一脉相承，康某人能做此等言行倒也是意料中事！

    难能可贵的是，淮系之中，非只李鸿章一人能有“今日所急，惟在力破成见，以求实际而已！”的睿智明断及全力推动洋务事业的戮力前行。其余如刘铭传、张树声这前后两位淮系二号人物，亦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力推动国家变革——刘铭传早年即上书中央建言应修铁路、开矿山以推进洋务事业，受命出任首任台湾巡抚后更是在台湾岛内巩固海防、兴建铁路、广设电线、发展商务、抚番垦荒，建设新式企业，使台省之近代化成都几为海内之冠！

    而曾在李鸿章因母丧丁忧守制期间署理直督，并以雷霆手段平定朝鲜“壬午之变”的张树声，更是请求朝廷在自强改革路线上摒弃所谓的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教条，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度。张树声说：议会制度是西方强盛的根源。唯引入议会制，才能完成自强改革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。这是大清帝国封疆大吏首次明确提议开设议会！

    张树声在1884年病逝广州时，亦曾在其上给清廷的遗折中，发出了：“夫西人立国，自有本末。虽礼乐教化，远